临近春节，西藏定日县措果乡雪珠村，受灾群众搬进的板房房顶上，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。
19天前，地震当晚，惊魂初定的雪珠村村民还挤在帐篷里互相安慰。
雪珠村也是我时隔17年，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原，又一次夜赴震区抵达后的首个“落脚点”。
1月7日9时5分，一场突如其来的6.8级地震，打破了西藏“珠峰之乡”定日县的平静。
得知消息时，我还在休假，马上预订最早的一趟航班，从西安赶到拉萨，和同事一起连夜奔赴震区。
看着车窗外不断倒退的大山阴影，以及偶尔一晃而过的车辆灯光，思绪不时飞往17年前的四川震区夜行。
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，四川汶川发生8.0级地震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地震。那次，我也是从西安连夜出发，赶往四川进入重灾区青川县。
而这一次，500多公里、7个多小时行程，到达定日县震中灾区已过凌晨。
相隔17年的两次震中采访，不变的是震撼、揪心、感动，让人睡意全无、时刻清醒。
1月8日凌晨，我们驱车挺进定日地震受灾最重的古荣村，只见村道两旁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，黑魆魆的村庄一片死寂。
地震灾区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，高寒缺氧，昼夜温差大，被困群众搜救情况咋样？伤员有没有得到及时救治？受灾群众有没有饭吃、有没有热水喝、有没有御寒衣物……一想到这些事，就很揪心。
凌晨3点多，气温已低至零下18摄氏度，古荣村党支部书记次仁平措还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间穿梭。我逮住机会，赶紧让他介绍受灾情况。
“全村222人中，22人遇难，伤员都已转运到市县医院救治。”“村里刚建了两个安置点，村广场搭了15顶救灾帐篷”“村里所有党员干部都行动了起来，分成三组，救灾、巡逻、防火、安抚群众。”
深夜寒风中，次仁平措缩着脑袋，满脸疲惫，说是坚强，更似倔强：“在这个艰难的时刻，要让大家一直能看到我们党员的身影。”
20分钟的采访中，这位村民眼中“像金子一样”的“主心骨”，语气沉着、眼神坚定。“只要有党和政府在，没有什么坎跨不过去！”次仁平措说。
“你自己家受灾情况怎样？”
没想到，临别时的一个问题，瞬间让他“破防”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上一刻还神色如常，下一刻就泣不成声。
经其他村干部介绍，我才了解到，地震一发生，次仁平措的母亲就被埋离世。强忍悲痛，他将后事全推给一个妹妹，自己去组织搜救和安置工作。
这也终于解开了我们的一个困惑：几个小时前，记者碰到他妹妹，打听村党支部书记时，她说，“那个人，我不认识他”。原来，这是一句气话。
两次在灾区，我碰到了许多像次仁平措这样“有名”或“无名”的英雄：他们可能是战士，可能是干警，可能是医生，也可能是志愿者……只要多问几句，他们身上的“闪光”就让人感动难忘。正是他们，让温情在灾区流淌，让我们感受到力量、看到了希望。
有意思的是，英雄们的故事也会“撞衫”。两次地震，我们见证了两场“特殊的婚礼”。“5·12”地震时，我报道过辽宁消防总队干部郎猛，因抗震抢险任务需要，只好与爱人举行“网上婚礼”；这次地震，曲洛乡干部巨丹因紧急赶回灾区，在武威老家的婚礼现场，台上只有新郎一人，办了一场“新娘缺席的婚礼”。
在感受受灾群众的悲伤与迷茫，见证他们坚强与勇敢的同时，与17年前相比，这次定日抗震救灾工作救援快、安置快，也让我感受特别深刻。
地震发生不久，满载救灾物资的车辆就已从拉萨、日喀则纷纷上路。在我们驱车夜行赶路时，一路上应急救援和运送物资的车辆川流不息，打着双闪的车灯在寒夜明亮而温暖。
赶到震区措果乡、长所乡，四处早已搭起救灾帐篷。而“5·12”地震时，当时不少灾区帐篷在震后三四天才大面积出现，我在汽车上度过4个难眠之夜，现在仍记忆犹新。
按照刻板印象，以为到了灾区，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的高原，应该是没有电照明、没有热水泡面、没有手机信号，为此出发前我们特意备足了面包、饼干等干粮。
可一到措果乡附近的安置点，我就吃上了一碗热面。即便凌晨4时，安置点仍是灯火通明，临时搭起的大锅也是热气腾腾，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随时能吃到热食。刺骨的寒风中，热乎乎的烟火气给人们带来慰藉和暖意。
现在看来，我当时还是严重低估了如今国家的应急救灾能力：震后不到2小时，上万名各方救援力量就开始驰援出动；不到7小时，受灾群众就住进了帐篷；不到9小时，重灾区就陆续恢复供电；12小时左右，首批中央救援物资就运抵灾区；48小时，搜救救援开始转向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，建立187个安置点，4.65万名群众被安置；震后不到两周，就筹集到1.3万套板房，受灾群众温暖过冬得到全力保障。
17年来两次抗震救灾的变化，让我深切感受到我们综合国力的提升、社会治理能力的进步。在重大灾害面前，我们的应急反应机制越来越完善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越来越强。
一次灾区的采访，就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灾难面前，人类如此渺小，我们需要互相帮助、抱团取暖，需要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。只要“人间有爱”，就会“希望永在”。（记者储国强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