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3年，边巴扎西加入西藏14座8000米以上高峰探险队，先后登顶卓奥友峰、道拉吉利峰等13座高峰，2007年7月与队友成功登顶迦舒布鲁姆Ⅰ峰，完成全球14座8000米以上高峰集体登顶壮举，成为世界上第16位取得此成就的登山家。

  1999年5月，边巴扎西作为主力队员与队友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，采集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圣火火种，并以4小时47分创下8300米至峰顶的最快登顶纪录。此次登顶，最让他引以为傲的，是保持着在没有帐篷等御寒设备的情况下，在珠峰顶上停留138分钟的中国登山纪录。

  辉煌和荣耀，是由一次次不为人知的汗水、鲜血凝结而成，源于默默地付出甚至牺牲，更离不开登山英雄对登山事业的无限热爱。

  “20岁那年，我第一次攀登卓奥友峰，负责将登山物资运送到海拔将近7000米的地方。攀登过程中，感觉自己随时可能会昏倒，缺氧让我头痛欲裂，当时嘴里全是血腥味，虽然口渴，但是不敢吃雪，那样嗓子会嘶哑和水肿。”边巴扎西回忆说。

  2005年5月27日，边巴扎西与队友仁那在巴基斯坦境内前往迦舒布鲁姆Ⅰ峰的路上，遭遇滚石袭击，仁那被击中头部，没能坚持到直升机的救援，不幸牺牲。仁那的牺牲，至今让边巴扎西难以释怀。

  “我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是脸上右部神经被滚石砸中，导致至今面瘫。”时隔多年，边巴扎西仍然无比难过，“现在想想都觉得心里痛啊，那时，仁那和我已经成功登顶了13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，他就差1座了啊！”

  2007年，在仁那去世两年后，他的妻子吉吉毅然参加西藏14座高峰探险队攀登最后一座高峰迦舒布鲁姆Ⅰ峰的活动，并成功登顶，代替丈夫完成了登顶14座高峰的愿望。

  如今，再次站在珠峰脚下，边巴扎西那张为国负伤的脸，依然坚毅。

  “登顶珠峰的时候，太阳刚好升起来，山间云雾缭绕，这简直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。”边巴扎西开心地说，“我感激一切，这种美好的感受，是如今多么优渥的生活都换不来的。”

  罗则：“那一次，本该他登顶！”

  今年88岁的罗则，是1975年登顶珠峰的“九勇士”之一。

  “能够健康地活到今天，回首往事，我心中充满感恩与自豪。我特别忘不了逝去的好战友邬宗岳，他是我登山生涯中，最令我心痛和感动的一个人！”提及邬宗岳的名字时，罗则哽咽地说。

  邬宗岳，云阳人，登山运动员，运动健将。1959年入选中国登山队。1960年攀登珠峰时，曾达8500米高度。1975年5月，在从北坡攀登珠峰突击顶峰时，于海拔8450米处遇难。

  站在珠峰脚下，罗则告诉记者：“50年前，邬宗岳和我们一起登珠峰，他为了拍摄到珍贵的登顶镜头资料，走到队伍最后面，拍摄完毕，当他背上背包准备继续攀登时，因为踩到岩石板上的碎石，失足直接滑坠下去了。”

  1975年再登珠峰时，邬宗岳已经42岁，是整个登顶队伍中年龄最大的。队伍即将开赴西藏时，长期分居两地的妻子才由成都调至北京，但他顾不得安排好家事就匆忙奔赴西藏。

  经验丰富的邬宗岳被组织指派为登山队副政委，兼任登顶第一突击队队长，还负责拍摄工作，承担心电遥测任务。登顶过程中，他除了和大家一样背着鸭绒睡袋、氧气瓶、食品等物资，还多背了一部摄影机、一架照相机和一支信号枪，负荷比所有人都重。

  罗则回忆说，当年登山队到达海拔7600米营地后，邬宗岳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，揭开衣服，将穿着的“电极衣”上的插销固定在心电发射机上，裸露着手、脚在雪地上躺了约20分钟，向大本营发射心电讯号，经过两次试验，终于测试成功。

  次日，突击队向海拔8600米的最后一个营地进发途中，为了留下运动员们与大自然搏斗的珍贵镜头，邬宗岳解开绳子，走在队伍后面进行拍摄。按常规，在高山攀登，必须结成登山小组，否则会有危险，但为了更好地完成拍摄任务，他选择了与队友分开，渐渐地消失不见。

  晚上9点左右，到达突击营地的队员们准备去接应邬宗岳，但已经看不到他的踪影了。

  成功登顶珠峰之后，罗则和其他队员在下撤途中寻找邬宗岳的踪迹。在下撤到8400多米的高度时，发现天空中盘旋着很多黄嘴鸟，这让他想起在家乡放羊时，如果看见这种黄嘴鸟，就说明附近有尸体。

  “后来，我们循着黄嘴鸟周围漂浮的红白色物体找过去，那是他已经破烂的衣服里飘出来的鸭绒，找到了已经被冻得僵硬的邬宗岳的遗体。”说到这里，罗则的眼眶中浸满了泪水，“遗憾的是，当时登顶队员们体力已经消耗殆尽，我们无法将他的遗体运下来，只能用一片片岩石盖住他的遗体。这就是我的战友邬宗岳，为了中国的登山事业，他永远留在了珠峰。”

  1975年7月19日，《光明日报》以“珠穆朗玛一青松”为题详细报道了邬宗岳英勇献身的经过，并赋诗一首：“巍巍珠峰云天耸，无高不攀众英雄；可歌可颂邬宗岳，珠穆朗玛一青松！”

  同年，邬宗岳被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追认为烈士。